曾国藩善于看相的故事曾国藩对所谓“富贵之相”的看法，在他的《日记》中有一段：
端庄厚重是贵相，谦卑涵容是贵相。
事有归著是富相，心存济物是富相。
易言之，他信的是内在修为会引导“相随心转”，庄重能容自然贵，踏实有同情心自然富。
然而，关于曾国藩善于看相的故事却流传甚广，其中最有名的一则见于《古春风楼琐记》：清朝明臣曾国藩指派李鸿章训练淮军时，有一天，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求见，请曾国藩分配职务给他们。不巧曾刚好饭后出外散步，李令三人在室外等候，自己则进入室内。
等到曾散步回来，李请曾传见三人。曾说不用再召见了，并对李说：“少荃（李鸿章字），这些人确都不差，将来有成就的。站在右边的是个忠厚的人；站在中间的是个阳奉阴违的人，只能给他无足轻重的工作；站在左边那个麻面少年的是个大材，应予重用。”
李惊问道：“你是如何看出来的呢？”。
曾笑着说：“刚才我散步回来，走过三人的面前时，右边那人垂首不敢仰视，可见他恭谨厚重，故可委派补给工作；左边那人始终挺直站立，双目正视，不亢不卑，乃大将之材。(各人见我出来，都改容屏息肃之，只有那麻面少年见我走过，昂然而立，眉宇间似有不平之色。此人胆量与才气，都远在诸人之上。你如不能用，杀了他，以免后患。)”。
曾国藩所指左边那位“大将之材”，就是后来担任台湾巡抚鼎鼎有名的刘铭传。曾国藩这种经由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，以鉴识其品的与才能，而后量能授官。以此见之，曾国藩是善于“相人”的，可是却不是用一般相法那种“削皮剥骨”的解剖方法，而是望其神、气、色——这就和《冰鉴》的方法相合了。 在他的《日记》中有一例，针对当天见过的几位新任哨官：
王春发：口鼻方正，眼有清光，色丰美，有些出息。
毛全升：鼻梁正，中有断纹。目小，眼无神光。口小，不可恃。
康顺利：目小有精光，眉粗，笨人。
曾国藩观人一定先观眼神，其次看五官配置，这和《冰鉴》的方法“文人先观神骨，开门见山，此为第一。”的确是相合的。
命相占卜之学，信者言之凿凿，不信者嗤之以鼻。我个人视之为“统计学”，甚至包括“现代相术”如血型、星座等，皆属统计经验的累积，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，也不能以个案不符而全盘否定。但是，既然是统计，就有误差，所以不可能完全命中，端视下断之人累积了多少经验（样本数），以及他的判断方法（解决功力）如何。
若以此言之，则曾国藩的“样本数”可是大得不得了，而且这些“样本”更容许他长期观察印证——因为他是大帅。
初募湘军之时，曾国藩每天亲自坐在招募处，看到“黑脚杆又不多话的乡野老实之人”，就出声“好，好”，此人就录取了；看到“白面皮的城市之人”或话多之人，就出声“唔、唔”，此人就不选入。易言之，打开始是每一个兵都经他亲自看过（这个样本数够大了吧），而且这些子弟兵都跟着他出生入死，有些后来都因战功而赏赐“黄马挂”（相当一级勋章之荣典），当然也有更多人壮烈成仁——这就是“印证”，什么样的人“福薄”、 “福寿”，都印在曾国藩的脑子里。
湘军后来膨胀到数十万人，当然不可能由曾大帅一一面试，但是麾下所有营官（校级）、统领（将级）仍然全都由他委派、批准，而且湘军的干部一律内升“营官由统领挑选，哨弁由营官挑选、什长由哨弁挑选，勇丁由什长挑选”，也就是得一级一级上报，这也使得曾国藩个人的“样本数”一直在累积当中——有了如此庞大数量的资料库、样本数，曾国藩纵使不懂相法，也比任何半仙、铁嘴准得多了吧！
此所以有一位幕僚后来著书回忆：“大帅在军命将，说某人可为营官、某人可为大帅；某人福薄，当以死难著名；某人福寿，当以功久终。皆一一验证。”有本事一一验证，就是凭著曾国藩一生阅人无数。
《冰鉴》对曾国藩的帮助，更因为它是专门针对“文人”的一本相书，这又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深刻的关系。
清朝的社会主干是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，亦即“耕读世家”。农民虽然占绝大多数，但是无田无产的佃农没有能力晋升他们的社会地位，因为供不起子弟读书。耕读世家则“进可攻，退可守”：家族中一旦有优秀子弟做了大官，不只是光宗耀祖，其他堂兄弟、子侄辈就都有机会得到庇廕；而任一家族“发家”了，同学、同乡、世交也都有了夤缘的机会；从而他们的佃农、长工也受到比较好的待遇。但是，书读得好却未必仕进顺利，那些考运不好、做不到官的就安心在家开馆授课，期待教出一个“英才”来。
久之，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绅士阶级，他们是乡梓的意见领袖，佃农阶级习惯于听从绅士阶级。到了清朝中叶以后，由于仕进的机会太少，全国绅士人数超过一百万人，可是政府官职（包括候补虚衔）只能容纳十五万，也就是闲居不得志的绅士有几十万近百万。
洪秀全就是一个考不取秀才的绅士，可是太平天国造反的号召却是“外教”，非但不能赢得绅士（意见领袖）阶级的支持，反被以儒家为正统的读书人视为异端邪说——这给了曾国藩大好机会。
与曾国藩同时，受命在地方组织乡勇团练的不止湖南一地，后来却只有湘军成功，就是因为旁人只招募勇丁，曾国藩却是“用绅士为将，用农夫为勇”。他在一个募勇奏折中指出：“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，水乡之民多浮滑；城市多游惰之习，乡村多朴拙之夫。故善用兵者，尝好用山乡之卒，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”。这也是前述他“好好”“唔唔”的选卒原则。
用绅士担任军官，刚好符合农夫听从绅士的惯性。而绅士阶级闲居者既多，满腔“报国血忱”，满腹“经国大志”，有这么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可以“上马杀贼，下马草露布”，自然乐衷参与。再加上一些原本已经享有名声的知识分子，基于保卫先圣贤哲道统的立场，纷纷投入曾国藩幕府，于是人才昌盛——有将、有兵、有好幕僚，这是曾国藩成功的要件。
总之，绅士阶级知识分子既是湘军主干，而《冰鉴》又是专注于“文人”，自然对曾国藩在选择将校时大有参考价值。
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。曾国藩面对的是战阵凶危，后头还有慈禧太后与满族亲室的猜忌隐忧，偏偏他还得负责保举人才——万一保举之人出了状况，例如打了败仗，一则被保举之人遭殃，二则自己也会被连累。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就说：“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。有保之人而旁人不以为然，反累斯人者；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，反而仇隙者。余阅世已深，即荐贤亦多顾忌，非昔厚而今薄也。”以此得见，曾国藩愈到后期，推荐人才愈保守，而保守的原因则是担心“若他闯了祸，我跟着倒楣”。
事实上，人生是有运气的，有的人就是官运不好。
汉武帝时，下诏全国推荐人才，这些人才先安置在“郎署”见习，表现好，受到皇帝赏识就派官给他做。有一次，武帝到郎署巡视，遇见一个白发老翁，这人名叫颜驷，从汉文帝时就担任“郎”官，武帝很诧异：“为何年事已高，仍然为郎（郎大都是年轻人）？”颜驷回答：“文帝好文而臣好武，景帝喜老而臣年少，升下喜少而臣已年老，因此历经三世都没有晋升机会。”这就是造化弄人。
曾国藩带兵打仗数十年，遇到的意外（意外之胜、意外之败）、见到的造化弄人不知凡几，尽管他秉持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，终不免希望能够趋吉避凶，而《冰鉴》若能助他观人运气（参考“气色”一章），当然太好了！
无论如何，曾国藩以识人、用人而成功，纵使他不信相术，也必定擅长观人之法，《冰鉴》乃是他观人术的重要参考书。
曾国藩本人的面相，更是《冰鉴》优于其他面相之书的绝佳见证：
作《湘军志》的王闿运曾记载：曾国藩的面相以相法而论“当刑死”（不得善终），但是后来却能封侯拜相，且庇荫后人（子、孙?皆受益）。这里所谓“以相法而论”的相法，就是一般的面相学——曾国藩一生杀人无数、树敌无数，仇敌恨他“必啖之而后快”，刑死似乎是合理的。但是曾国藩最厉害的一门功夫就是持盈保泰，在他的家书、日记当中，不断出现自我戒惕与警告弟、子的言语，所以他能常保尊贵。
相对于信任传统面相术的王闿运，中国第一位留学生（耶鲁大学）容闳却是另一种观人术，他在回忆录中记载第一次见到曾国藩的印象：
余见文正（曾国藩諡文正）时为一八六三年，文正已年逾花甲，精神奕然，深长约五尺八九英吋（在当时算高个儿）区格雄伟，肢体大小成相称。方肩阔胸，手大面正，额阔且高，眼三角有棱，目眦平如直线。凡寻常蒙古种人，眼必斜，颧骨必高，而文正独无此，两颊平直，髭髯甚多。目虽不巨，而目光锐利，眸子作榛色，口阔唇薄，是皆足为其有宗旨、有决断之表征。
容闳的观人术就接近《冰鉴》的方法了。同时，由曾国藩的面相气质能令容闳起钦佩之心，让我对本书的写作，有了不同于一般相术的方向：相术既不是“普通人”学得会的，看了也没有实用的价值，因此鲜少有“普通人”爱看。但是若换一个角度：我们每天都在“观人”，人家也在“观我”，现代人又注重形象，那么，这本书可以不止用于观人，更可用于改善自己的形象——应对进退时，眼神应该如何？态度应该如何？声音应该如何？甚至我的外型可以做何种改善？于是这本书又可以当做现代人的形象自修参考书来读。
